破疑缉凶第一计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 2009-9-7 17:25:57 ) 来源:四川在线
 

  
一、案件的发生
发现尸体:
1955年3月20日(星期日)上午7时许,成都市西马棚街城墙缺口外,观音阁后街(实际上是一条僻静的田间小路,路旁有散居茅屋)居民在菜田水井中打水时,发现井中有一女尸浮在水面,头向上,一肩外露,长发,衣袋里有书。有人报案后,刑警大队立即进行检验。
尸检情况:
死者是一青年妇女。嘴里塞着三张手帕,最外一张为绿色小毛巾帕,折叠整齐,半露唇外;中为黄色小毛巾帕;最里层一张塞至喉头,为浅红色府绸男用大手帕。
死者两手反绑。绑索是一根鸡肠带,单股缠六匝,末端压于起端下,打平结。死者上身衣服完整,外穿黑色短呢大衣,左襟带“防疫队”证章,咖啡色绸里子的后衬有一草节刺入;内套灰布中山装一件,毛线衣两件、黄毛巾汗衣一件。衣袋内有工作笔记、公费医疗证、人民币、存折、新肥皂盒(从盒内装着的发票证明是前一天——3月19日即星期六买的)、《文艺学习》杂志(也是新的)、电影《作曲家格林卡》说明书、油印的歌单、黑煤一块、软糖半包等物。左臂有17占手表,但已推向臂上方。下身穿黑呢裤,右边的钮扣已扯脱,钮子上带有扯碎的黑呢碎块和白色垫布;月经带稍向下落,但衬衣尚扎在衬裤内,衬裤位置正常。脚穿线袜、皮鞋。
从尸体现象判断,系19日晚12时左右死亡,除于12个小时后,发现死者下颔有三个指甲痕迹外,全身无伤。已可肯定这是一起凶杀案:死者不可能将自己双手背绑;经实验证明,喉部塞人一块手帕,即可引起神经机能紊乱,自己不可能再塞第二、第三张;同时,死者衣袋中新买书籍、用品说明死前无任何自杀的迹象。
现场情况:
警方在井边未发现可疑痕迹,于是立即组织刑警及治保委员在井周围展开大面积的现场搜索,对附近菜田、竹林、沟渠、丘壑进行逐尺逐寸,反复细微的勘查,除于井旁小路边发现一颗钮子,上面带有扯碎的黑色呢质碎块和白色垫布,经比对确证系从死者裤子上扯脱的以外,其他未发现有价值物证。
发现尸体的井,距最近人家仅18米,现场访问调查得知,该家一个老大娘(治保委员)在19日夜12时左右听见“咚”的一声可疑声响,以为有贼,持矛出追,见一男子已去远,听脚步声好像穿着皮鞋。此外现场周围居民俱未听见任何斗殴、呼救声响。
现场靠近西门屠场,屠场有灯,但被一土丘遮断,当晚无月。警方仍对当夜行经“观音阁后街”的人作了详尽的调查访问,结果找出在10~12时走过这条道路的10人,其中有肥料场推粪的工人、在城内看完星期六晚场电影回家的教员、居民等。据他们叙述,当时在现场附近曾见一男一女徘徊坐语,模糊中可见女的未梳发辫,穿呢衣、皮鞋,身材中等,均与死者相似;男的穿呢衣、皮鞋,身材较高。至于二人谈话内容,不可能听清听详,但根据姿态语调,有的判断两人是在谈恋爱;有的认为是夫妇吵架,女的泣声不断,男的问女的“有啥意见,为什么不说话”;有的听到“学习”、“工作”等片言只语;有的见女的背转身去,不理男的等等。
死者情况:
从死者身上的证件得知其名刘登蓉,女,21岁,共青团员,四川省防疫队工作人员。警方当即到防疫队了解,查知死者不久前才由威远煤矿回蓉(衣袋内煤块亦经化验证明为威远新煤),刚被评为丙等工作模范,组织上决定提拔她为分队长,将于下周宣布后再去威远工作。刘工作积极但性格内向,1955年1月2日,即案发前两个多月刚和省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生肖庆叙结婚。因刘年轻漂亮,婚前追求过她的大有人在,从她保存的信件中发现,她和几个感情较好的男同志有信函往还。婚后,与肖感情尚好。3月19日晚,肖在省人民医院值夜班,刘未回省医院。晚饭后,有人见她在盐市口人民电影院看8点20分的电影《作曲家格林卡》,并有人见她与另一男子同路,但提供线索的人不认识那个男子是谁。
二、案情的分析
案情的性质:
这是一起凶杀案,其性质已属肯定。那么杀人动机是什么?根据财物未动,工作笔记、证件未窃,凶犯未带凶器(从死者家属——姊姊、嫂嫂及与死者接近的同寝室的女同志处查明:死者口内的两张小毛巾帕是死者自己的,绑手鸡肠带是她的裤带。只有喉头塞的那张大手帕是凶犯的),衬衣、衬裤位置正常,阴部未检出精斑等情况判断,杀人目的不是劫财、奸污,亦非一般的盗窃文件或证件,最大可能是情杀或反革命杀人灭口。
凶犯的条件:
死者19日晚在人民电影院看电影已被证实。看完电影后,不论去省医院、回防疫队或到她母亲那里,都不须走出城墙缺口到偏僻的观音阁后街;死者平时胆小,更不可能在星期六的深夜,一个人跑到城外偏僻处闲逛。因此,预伏或路遇杀害(包括仇人相遇、见财起意、流氓图奸等)均不可能,只可能是被人引至此处;而在周末深夜能将她引到这个地方的,只有和她关系相当密切的人才行。现场附近居民未闻呼救声、尸体未见反抗痕迹、凶器是死者的裤带和手帕。有人见一男一女在该处低语徘徊等,更说明死者与凶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她在被害前,也根本想不到对方会下此毒手,因此猝不及防,毫无抵抗。
三、侦调的进行
一般调查工作:
据上分析,可以缩小查寻罪犯的范围,但警方为慎重计,仍在现场附近三个派出所范围内、对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坏分子、流氓等进行了排队调查,结果,均从时间上一一否定了他们作案的可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电影院的调查:
是谁和她同看电影的?和她同看电影的那个“男子”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他”即使不是杀人犯也可以提供很重要的情况,如看完电影后,死者的走向,在路上遇见过谁等等。因此,警方组织了相当的力量,调查这个问题。方法是从那场电影的观众中寻找认识刘登蓉的人,再从他们口里了解与刘同看电影的人是谁。因为刘的熟人相互之间是可能认识的。
警方首先从电影院售票员、服务员处了解到当晚买集体票的单位,从可能有刘的熟人的单位找出当晚看过那场电影的人。这样,一共找出了认识刘的10人,这10个人多半是电影开映前在影院门口和刘打过招呼;其中9个人证明刘是独自1人,无人同路。只有一个人“感觉到”刘有同伴,根据是他看见有人和刘打招呼。分析这个打招呼的人,很可能是另外9人中的1人,而根据绝大多数人的证明,判明并没有人和刘同路看电影。
其后,警方又根据刘衣袋中肥皂盒内的发票找到卖出这个肥皂盒的春熙路某商店,据售货员回忆,刘是晚饭后来买肥皂盒的,当时无人同路。
电影院的线索到此为止。但从此又增加了一条罪犯作案应具备的条件,即:罪犯知道刘在人民电影院看晚场电影,因而能于刘看完电影后,在路上等候并将她约到城外。当然,在刘看完电影后,途中偶然相遇而被约至城外,也是可能的。
社会关系调查:
电影院线索虽被否定,但凶犯与死者关系密切,这一条仍无法推翻。因此,警方仍集中力量调查刘的社会关系。死者年轻,经历亦简单,其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下列几方面:
(1)亲友;
(2)同学;
(3)在省医院实习时,院内工作人员及久住病人;
(4)在省防疫队工作时的同事,包括在重庆、威远出差时所在单位的人员;
(5)其他关系。如有人反映,某日有一男子给刘送来个“包包”,此人以前从未见过,以后亦未见过诸如此一类的偶然关系,为慎重计,也都一一进行了调查。
因为死者读书在女中、卫生学校,工作在医院、防疫队,其同学、同事绝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可以提供和扩大刘的“社会关系”的线索。因此,警方对她们也一一进行了访问。这样层层扩查的结果,共排出65个男性社会关系,又对他们逐一进行细致的了解:和刘的关系如何,特别是3月19日晚的行踪。结果,都从时间上被一一否定。如前所述给刘送“包包”的人,查明是刘兄之友,由北方回云南路过成都,替(在天津)带物件交刘,回滇后再未来过成都。
65人中,与刘有较好感情的有4人:××,在东北;莫某,在朝鲜;周奇在兰州军区文工团,案发时在青海演出,均取得确切证明:案件发生时不在成都。另有罗开国情况可疑。1955年1月,罗曾从朝鲜写信告诉在天津的刘兄,说要回川向刘求婚,刘兄急复函告以刘已婚,但罗未回信,可能已离朝回国;警方又在绵阳罗父处侦知罗虽未回来,但曾写信称:以前有一女友(指刘)对不住他,和别人结了婚,他很想不过;在安县罗母处又查知罗曾从安东汇钱回来,计其时日,如罗于汇款之日已由朝鲜渡鸭绿江回到安东,并已由安东动身,出事前恰可到成都;从他和刘的关系上看具有约刘出城的可能;从其当时对刘的不满上看,罗亦有杀刘的因素;设若罗回川后,先来成都找刘,一时嫉恨作案后势必远遁,不敢回家,因此,在罗家中未查出罗回家情况亦属合理。乃急查成都旅店登记簿,发现3月18日确有一复员军人“罗开国”在成都住过一夜,次日离店,登记为“前往威远”。追踪至威远,始查出系另一同名之人。两个月后,志愿军总部回电,证实罗未离朝鲜。此一线索被完全否定。
对肖庆叙的调查
案发之次日,即发现尸体当天,警方因调查中的疏忽,只查出3月19日晚省医院外科值班人员确实排定为肖庆叙,但未深入查出肖已与他人调换,实未值班;并以肖、刘初婚,感情颇好,将肖的犯罪嫌疑排除了。21日上午,警方将刘的死讯通知了他,并告以尸体及现场的一些情况,要他协助破案。他当即拿出一封信,称:是在候刘不归的不眠之夜写给刘的。信系从19日夜11时至20日夜12时分段写成,每段均标明书写的具体时刻。警方当即察觉不大正常,后在对刘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同时,加强布置了对肖的侦察。21日晚解剖刘尸时,肖以家属身份,借口不忍,反对开颅。法医当时侧重考虑了麻醉剂问题,认为已过24小时,即使用了麻醉剂,亦不可能查出疑点;加上主剖医生是肖提出的人选——省医院吴××,吴碍于肖的情面,亦同意不开颅,我们便未坚持。此后,肖每周都要到刘坟上去看望,一来表示他的“哀悼”,再则窥察我们是否进行了开棺补验。他甚至还写信催我们破案。
但警方对他的侦察,仍在节节进展:
①肖的历史:肖1955年时36岁,甘肃天水人,祖父系伪参议院议员,父系伪清水县长,五叔肖祖华为中统特务,舅父亦系反革命分子(已死),肖曾为其隐藏反动文凭证件。肖本人有重大特嫌,1949年在省医院作医生时认识伪副师长石涤非,解放后帮助石逃往香港。
②肖的品质:肖流氓成性,读书时即与男同学鸡奸。解放后曾诱奸女护士。群众称之为“癌细胞”(意为难医)、“肖恶劣”、“肖卡拉”、“肖虾扒”、“华西坝的花鸡公”等等。
③肖刘关系:肖、刘婚姻勉强,刘不爱肖。恋爱中,肖参加医疗队赴朝鲜,刘即与肖断绝书信,经多方劝勉始恢复关系。婚前,肖曾偷看刘的书信,发现了周奇给刘的信而追问过刘,并要刘与他人断绝来往。婚前4日,刘尚不愿结婚,以后突然同意,原因不明。婚后二人从青城山度“蜜月”归来,刘一见防疫队队长即痛哭,问其原因却又不说。1955年2月,莫某自朝鲜回川探亲后返前线,临行前,刘去看莫并赠送糖果一斤,肖曾嫉妒地说刘对莫比对他好。每至周末,刘总不愿去肖处,此次由威远回来亦未首先告肖,是在街上看见她的同学,其同学始将刘回蓉事告知肖的。刘将于下星期外出,肖也知道;3月19日上午肖约刘当日下午去省医院,刘却未去,而是一个人去看电影。二人关系裂痕很大,并不是“感情颇好”。
④肖的行踪: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7时半以后,便无人能证明肖的行踪,在时间上有作案可能。当日晚10时许,肖曾打电话到防疫队,知道刘在人民电影院看电影,了解到了刘的行踪。
⑤在作案过程上,肖具有可能性:肖、刘关系虽坏,但终系夫妇,可以这样设想,肖如预守路旁,在刘看完电影后约刘回省医院,刘不愿而要回防疫队(西马棚街),至防疫队门口,二人又发生争执。刘恐机关同志听见笑话,乃在肖的引诱下向城墙缺口处走去,一路争论,正如行人所见。
⑥物证:刘的家属说,曾见肖用过死者口内的那张府绸大手帕;其上所粘头发一根,经检验,与刘的头发不同,而与肖的头发相似。
⑦肖的反常表现:通知肖去看尸体时,他拿起大府绸手帕,手即发抖,并称“有精液味”。解剖刘的尸体时,他称不忍死者头部多划一刀,但解剖后却主张立即进行火葬。并屡次向刘的亲属表示:周奇嫌疑重大,说周系演员,必看过美国电影,懂得拳击,可以一拳将人打成脑震荡,不留痕迹。肖又指使其特务叔父控告周奇,并向死者家属说:“凶犯恐系一时气愤,可能过后还要后悔。”说“登蓉死时并不痛苦”、“公安机关若凭分析抓人,我都危险”等等。
侦察工作进行至此,已基本判定肖系杀人凶犯,但其杀人动机则较隐蔽(肖、刘不睦,尚未严重到杀人程度);而隐蔽的矛盾,往往是更尖锐更深刻的,属于政治性杀害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杀人的惟一直接证据——手帕,尚须由第三者(除死者家属外)作进一步认定。而具备此条件的,只有与肖同寝室的黄×,但此人与肖关系极好,要他识别,恐其可能对肖包庇,甚至可能向肖泄漏。1955年5月,警方曾报请批准将肖逮捕审讯,同时查证肖的政治问题,并拟在将肖隔离的情况下,由黄辨认手帕;因“肃反”开始,我们工作暂停,其后,“整风”运动开始,肖恰因出差离院,回来时已开始反右,他又伪装积极,未露真面目。此案几经拖延至1958年。
四、破案的经过
突破本案的两个关键是肖的政治情况(解决杀人原因)和手帕的认定(解决杀人证据)。我们领会,在这一具体案件里,就是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后进群众的问题。通过公布案情,群众讨论,可以分化争取肖周围的人,过去查不清的事故可以查清,手帕问题可以得到结论。
1958年11月,省委批准了公安厅分党组根据卫生厅党委和成都市公安局党组联合报告提出的破案计划,即对肖先斗后捕。经过充分准备后,警方决定采取由内向外、层层扩大范围的方式,在省人民医院向党团员、高级技术人员、全体人员公布了案情。同时,医院对肖宣布停职隔离后,令其反省历史和现行的罪恶。
案情公布后,三天内群众检举揭发出肖的流氓行为、破坏中西医团结等一般罪行多条。特别是肖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反革命罪行公布后,和肖关系密切的人动摇了,开始与他划清界线。在这个基础上,党委、党总支抓紧机会找他们谈话,于是黄×、吴××(都是科主任)检举出肖的重要罪行,外科也查出了与肖有密切关系的医疗事故8起,在这8起医疗事故中,肖有意残害了8人,有4名公安人员、1名老干部、1名苏联专家(幸发现早,及时挽救,未酿成恶劣后果)。黄×及受肖利用的赵××(为了向肖学技术而变成肖的代言人)等揭发出肖的许多造谣罪行。如肖自朝鲜归来时,诬蔑说前线“士气低落”,“前线没有中国飞机,中国飞机只有几架摆在天安门做样子,毛主席只会这一套”,“医院里85%是党团员,你们要小心!”等等;最后,黄×也确认了那张手帕是肖庆叙之物。
公安人员向肖宣布停职隔离并对其住宅进行了搜查。从其家信中查出肖与其特务叔父、反革命姐夫、妹夫等订立攻守同盟、互通情况、抗拒坦白等罪证,并查出肖在1954年尚通过其特务叔父介绍他加人中统特务组织的杨仲文等秘密联系。
证据确凿肖某供认不讳
1958年11月15日,肖某被隔离审查,16日晚即承认了杀人罪行和读高中时参加中统特务的事实。供认与刘结婚不久,刘即从其家信中发现他有问题,在刘追问下,他承认参加中统特务的事实,刘即催促他向医院领导交代;他以“写详细材料”等谎话拖延、欺骗,在刘屡次催促下,他感觉到刘可能会检举他;但他自己已骗取了主治医生地位,思想又十分反动,根本不愿交代问题,因此,渐生杀刘灭口之心。1955年3月,刘从威远回来又追问此事,他乃决定于3月19日晚,将刘诱至省人民医院附近河边将刘杀死后推人河中。不料刘当晚去看电影,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刘外出,就没有机会了;加以刘刚被评为模范工作者,检举他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和别人换了值班,到人民电影院外等候刘出来。10时许肖借用公共电话冒称他在省医院,打电话到防疫队找刘,以便出事后有人证明他在医院,刘看完电影出来,他尾随刘到东城根街僻静处,要刘回省医院;刘坚决不肯,直向西马棚街防疫队走去。至防疫队门口,刘要进去,被他拉着,刘怕闹起来别人笑话,便走向城墙缺口,肖仍要她由小路回医院,刘却反向走至观音阁后街。一路上,肖追问他们的关系是否能搞好,刘说:“如果感情不好,不会和你结婚,但我们结婚是不合适的。”并要肖坦白反革命问题,刘说:“你不交代,我就要帮你交代!”刘想甩开肖,肖却紧紧跟着,从背后猛击刘脑,刘当被击昏,然后肖先把自己手帕塞入刘口内,继又从刘衣袋中摸出另两张手帕填入,又从刘衣袋内找到鸡肠带拴住刘两手,将刘抱起搭在肩上,丢下井去,然后回到省医院,写了那封“长信”。
所供作案过程,完全与现场勘查所见、在其家中搜查的结果及我们的分析判断吻合。井边钮扣,与肖抱住两腿将刘移向井边时极易扯脱裤扣的情况也是吻合的。
从公布案情到破案,只有两天。
五、经验和教训
1.党委的领导和重视,是这个案件终于能破获的保证。案件发生后,成都市委即指示必须考虑到政治的因素,考虑到反革命杀人;其后,当磙案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市委、公安厅党组及卫生厅党委更指出了“公布案情、先斗后捕”的方针,正确指出了破案的手法。卫生厅党委及省人民医院党总支更把破获此案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甚至将已散居外县的有关人员全部星夜调回投入战斗。
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对于公安工作大走群众路线的指示的贯彻,也是破获这一案件的重要关键。罪犯周围有一些思想落后的人,无形中给罪犯打了掩护;但他们终究是思想问题,当我们把案情公布后,在敌我矛盾面前,他们即会划清界线;再加以及时教育启发,这些人亦会转变。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区别两类矛盾,孤立罪犯,达到破案的目的。
2.本案侦察中存在的缺点是:侦调工作开始时的马虎和对敌情判断的粗疏。由于侦调工作不深入,公安人员仅翻了一下值班簿,便确定肖庆叙当晚值班不能外出;既未访问群众亦未深入调查,凭一般逻辑推论,无具体事实根据。分析案情时,认为肖不可能作案,结果把我们掌握的情况暴露给肖,使以后工作陷于被动。在剖颅问题上,不按法医解剖常规办事,不坚持正确方法,错过了发现拳击后脑证据的机会。
3.本案的破获,使我们对于案件的难易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正确认识。本案现场简单,物证极少,初看似乎难破,即破案条件十分不利;但经过正确研究分析之后,却能抓出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罪犯与被害人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然而由于客观现象的巧合(这是难免的),如罗开国的线索,肖庆叙值班而换班等等,以及案侦工作的马虎(这是可以避免的),结果明确的线索被否定了,侦察工作陷于被动,又变成了难案。三年多以后,再搞此案,此时,估计罪犯早已有了充分准备,我们查证当时隋况很困难,又增加了不利条件;但三年不动,罪犯于仓促之际摸不着我们掌握了我多少新材料,在他思想已经麻痹之时突然大动起来,也会摧毁其精神准备,打乱其原拟的假供,这又是不利条件中包含的有利条件。这次我们正确地利用了有利条件,迅速而深入地发动群众,真正掌握了重要的新材料(物证的确认、医疗事故的查明、肖的反动信件的查获等等),最后收到了一击成功的胜利。我们体会到破案条件的有利不利、案件的难易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转化的。而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正确的判断和措施,是可以转难为易,化不利为有利的。
(撰稿:(王吾)审改:罗克刚)“边疆军官”骗财色骗子潘复礼,从1955年8月至1956年1月的半年时间内,冒充“西藏军区军官”、“共产党员”,先后闯过9个县市的十几个机关团体,撞骗了几十名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先后骗得人民币1800多元,并骗奸女学生、女教师各1人。受骗者不仅对潘深信不疑,甚至与之同食同宿,视为至交,待若上宾,而潘却借此了解了我内部很多情况。公安人员组织力量进行侦破,并与北京、重庆、江津等22个县、市公安机关联系缉捕,江津县公安局1956年1月20日将潘复礼捕获,潘后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刑,受到法律严惩。(一)1955年8月6日,什邡县公安局民警程天义、广汉县公安局民警杨本才等4人,由温江乘汽车前往成都时,在车上认识了一个名叫杜俊成的人。此人身着黄布下装,头戴黄色军帽,胸佩“康青路筑路纪念章”,并持有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送的“慰问手册”。途中,杜俊成大肆吹嘘自己是由西藏军区转业回来,并说西藏的进口手表很便宜,程、杨等人对之深信不疑。到成都后,他们一起住进了国际宾馆,又认识了来成都买药的什邡县卫生院护士潘正英,几人相约去看京剧,在剧院门口遇见曾任什邡县民政科长、什邡县公安局劳改队指导员的锄河农场中队长余心全。杜俊成事前已听程天义谈到过余心全原在军干8分校作过队长,即自称也在该校学习过,一见面就称呼余为“老上级”。当时余心全正因调动工作和婚姻问题而牢骚满腹,一见这位“老学生”、“老部下”对自己如此毕恭毕敬,不胜感慨地说:“你是我的学生,都当了正排级,而我现在还是个副连级。”杜俊成对之安慰备至。从此,两人形影不离,一同吃喝玩乐竞成莫逆之交。8月8日,余去什邡交待原任工作,约杜随后去什邡游玩。11日杜同潘正英一道去什邡赴约,路过广汉碰到杨本才,即以代他向西藏买便宜手表为名,骗得杨本才197元。13日,杜来到什邡县公安局找到余心全,即住在局内,不仅食宿不交分文,而且四处乱窜。这时,程天义又交100元给杜俊成托买手表,杜满口应允。16日,余、杜一道返回成都,仍住国际宾馆,认识了新津县团委宣传部干部毕淑英、沈阳五金公司陶世业、广汉兵役局干部卢钦平,几人上下一路,如影随形,杜与余心全更大吃大喝,挥金如土。不几日余心全已囊空如洗,杜俊成骗得的赃款亦将用尽,乃诡称“有2千多元在绵阳人民银行妹妹处”,愿取来与余继续挥霍,余信以为真,临行时余对杜说:“你一个西藏出来的排长戴一只低级手表,真丢人!”于是把自己的“罗来克斯”手表换给杜俊成,杜又把余的“51”派克金笔“借”去“暂用”。杜即赴广汉兵役局找到卢钦平,受到卢的热情招待。杜在兵役局住宿一夜,刺探了该县一些兵役情况,事后杜在日记本上胡诌一篇“兵役工作总结”,以作后来骗奸妇女的资本。又骗了卢钦平托买手表的67元。次日离开广汉,从此一去不返。余心全、卢钦平久等杜俊成不至,始知被骗,于1955年8月27日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二)市公安局组织专案小组,仔细研究全案材料,深入访问旅馆职工,发现灌县林业学校教师刘居宽、王敦模认识潘某,据刘、王谈:潘复礼是犍为县人,现住五通桥市,去年6月曾到过成都。于是派人到五通桥市调查,证实所谓“革命军人”杜俊成实即土匪、流氓潘复礼。潘复礼,曾读过初中,家住五通桥市二区建设街41号,商人家庭出身,其父潘光泰曾任伪保长、伪军连长。潘复礼解放前即为一贯赌博、不务正业的流氓分子,曾参加过袍哥,在伪青年军当过兵。解放初伙同土匪周华山等打劫行商,后假装积极,1950年6月参加征粮、土改工作队,1951年8月混人中共乐山地委干训班,12月调峨边畜产公司工作。他一贯表现不好,违反民族政策,殴打彝胞,“三反”中包庇贪污分子。1952年9月在峨边县被判刑一年,1953年6月被提前释放后,他仍不思悔改,冒充畜产公司干部,在成都、犍为、内江、自贡一带行骗8次,骗得旧币一百多万元。9月在自贡市被捕,被移送五通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年。1954年参加修筑沐石公路,1955年5月筑路工程结束时,又因偷盗拟送回当地处理,潘趁机畏罪潜逃。(三)既已查知潘犯的老底,但因其长期外出未归,公安人员认为对其跟踪追缉乃为要务。据调查,潘复礼于1955年10月21日在泸州河口托船工胡海银给其家中带回一封信、人民币10元。又据船工周长明反映,1954年12月前后,他曾在宜宾市见过潘。据此分析,潘可能在泸州、宜宾一带藏匿。公安人员赶至宜宾市调查,未发现潘复礼,但却查出:1955年7月14日,潘曾冒充乐山地委干部在宜宾市新建教育用品社诈骗钱财;又派人到泸州调查,查出潘犯3件罪行:一是1955年10月潘到泸州后,曾化名潘志华,冒充“拉萨邮电股长”,在旅店中认识了到泸州开会的隆昌、古蔺、合江等地药材公司的经理马长华、江之续、刘泽熙等人,并请马长华吃饭。当时潘拿出党章信口胡说是党证,大家都深信不疑。在此期间,马长华曾托潘买一只手表,但不先付款,潘犯见无利可图遂另设骗局。他买牙刷时,遇见泸州市公安局消防队民警张玉铭,潘便自言自语说:“这里的牙刷太贵了,西藏的可便宜咧!”张玉铭也是西藏转业的,一听“西藏”二字,即主动与潘攀谈,继而一同看电影。交谈中,潘又提到买表,张买表心切,即将几年来积蓄的160元连同存折一并交给潘。二是1955年8月下旬,47军医院政治处保卫助理员邵培江在由隆昌到泸州的汽车上,见潘手戴“罗来克斯”手表,称赞不已,并提出自己也想买一只好手表。11月10日,邵又在成都火车站遇潘,亲热异常。潘见有机可乘,遂向邵说:你不是想买表吗?把我这只拿去吧!邵因无钱不愿接受,潘却说:“没关系,把你地址写给我,以后我来取。”邵即收下,并将自已出差证交与潘抵押。同月15日,潘到泸州市47军医院找到邵培江,不仅要到“罗来克斯”的表款,“借”走邵的“三度士”手表一只,并骗得邵培江用“47军医院政治处”关防出具的一张买表证明,内容是:“负责同志:兹有你部潘志华同志,将罗来克斯手表一只,照原价卖给我部邵培江同志……”从此潘冒充的身份竞取得了合法证明。三是潘在泸州时,冒充西藏军区侦察连长,骗奸了泸县二女中一名隆昌籍的女生。为了追缉潘的下落,侦察员首先到隆昌寻访那位女学生。据那名女学生谈到,潘在泸县玄滩还有一女友。侦察员赶至泸县调查,又查出一件潘骗奸妇女并嫁祸于人的罪行。潘在骗得邵培江的“三度士”手表以后,11月下旬又准备到重庆行骗,在隆昌车站候车时遇到3名解放军军官,潘故伎重施,将他们拉拢,3名军官都争买潘骗来的“三度士”手表,其中一个名叫王金全的军官愿用自己的次表和潘对换,另补潘80元。另一个没买到表,给潘30元代买一支金笔。第三个叫余光均,身上没钱,便取出一张照片送潘,并写上通讯地址,题上:“志华同志,余光均赠”字样,以便联系。潘不露行迹,与彼等同去重庆,当天下午又折回荣昌,在车站上遇见一个名叫熊淑媛的民校女教师,下车时潘尾随其后,诡称到县委会找张部长,请她代路,到县委会门口尚未天明,潘即故意问门口警卫:“张部长在不在?”警卫要他天明再来。熊见此情况,深信潘确有来历,潘对其多方引诱,两人发生了关系,熊送潘一张照片,潘也把余光均送他的照片取出送熊,并说:“这是我几年前照的,余光均就是我,志华这个名字,是我爱你,特别给你取的,以后你就叫志华吧!”临走时熊约潘春节再来。春节来临,熊望穿秋水仍不见“余光均”到来,熊又怀孕,急于结婚,忿恨“余光均”背信弃义,连续4次写信向泸州市速成中学党委控告“余光均”骗奸,时余已调雅安速成中学,组织上要余交待骗奸事实,余茫然不知所云。(四)鉴于案隋严重,危害很大,为及早捕获罪犯,公安人员除在隆昌、荣昌等地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加强控制外,并将潘复礼的照片分送江津、资中、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助缉捕。1956年4月24日,果然得知潘复礼已在江津县被捕。被捕的经过是:潘于1月17日与隆昌女学生分手后,当天即在江津县偶遇西藏军区干校来江津调查材料的龙开盛,又上前冒认“熟人”,企图借此继续行骗。在旅店中,龙发现潘昨天穿便衣,今天又换上军服,同时自称西藏军区政治部干部,但所谈西藏情况又牛头不对马嘴,遂产生怀疑,立即报告派出所注意此人。1月19日,龙离开江津时在车站又遇潘,遂将其扭公安局。审讯中,潘又化名胡少怀,假造历史,企图蒙混过关,经3个月审讯,潘始供出真实姓名及部分罪行,成都市公安局派人将潘提回审讯,至此全案破获。(撰稿:(王吾)审改:罗克刚)首具碎尸漂府河1954年2月3日上午7时40分,成都市公安局望江分局迎曦街派出所向市局刑警大队报告,东门大桥河中有无名尸体一具,已被碎为三段四块。随即派人前往勘验,并在东城、望江两分局的协同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调查,至当晚上8时即将杀人凶手张诚朴捕获。2月3日晨7时30分左右,行人在东门大桥上发现河中有可疑物露出水面,经桥头值勤交警下桥观看,判明为人尸后,即报告迎曦街派出所,由派出所治安干事等三人打捞,先捞出中段即躯干大部及股部,次捞出上段即头、臂、上胸,最后捞出下段即两腿及双足。尸体捞出后,围观群众甚多。为了保护现场进而从现场勘查发现线索,便通知公安中队派人警卫,交警大队协助维持秩序,并封锁现场。经省、市、区三级人民法院及望江、东城分局、迎曦街派出所与刑警大队等单位进行尸检结果如下:尸身长1.71米,自第三肋骨、第五六胸椎骨及膝部,被利刃切为三段四块。头顶有四处挫伤,其中二处有骨裂现象;左脸青肿,有较大挫伤十处,左耳下方三分之一处撕裂,左颊下方有小挫伤(亦可能系指甲掐伤)六处;前额挫伤一处;右眼侧擦伤一处,右颧颜部皮下出血;两眼皆有结膜充血现象及出血点;面部有灰土,土上沾有血;颈部有棕绳缠绕,外匝活节,内匝在左后颈部结为蝴蝶活结,绳下皮层无充血现象;颔骨中央骨折,牙齿左上部脱落四枚,右下部脱落一枚;左肩擦伤,第二、三段无显著伤痕,仅右鼠蹊上部有一块擦伤,右股内侧有指甲掐伤、外侧有斑痕。左腿外侧近膝处贴有一张膏药。1.死亡原因及行凶过程:从头部14个大小钝器创伤及解剖头部所见之脑出血,以及右颊的擦伤痕迹判断,凶犯先用钝器重击死者头部以致毙命,然后将其宰割为三段后投入河中。2.死亡及入水时间:估计死亡时间在12小时左右。入水时间当有四五小时左右。3.凶器种类:根据头部伤痕及宰割痕迹,凶犯所用凶器有钝器(锤、棒等物)、.锐器(斧、菜刀、柴刀、大刀等物)数种。4.从死者上装衣着、手上皱茧、皮肤及相貌推断,死者是一从事体力劳动者。正当勘查现场时,莲花池派出所又来报称:船工姜世明在东门大桥下捡得一件衣裳。经检视:系一件男人的夹衣,上有“成都市东城区东锦江街民办小学”证章一枚,证章背面刻有“员工证章”字样,无号数;另有红色手帕一块。11时30分,市公安局戴友樵副局长到迎曦街派出所听取勘查情况汇报,并立即布置侦调工作。迎曦街、椒子街、莲花池等派出所迅速发现如下线索:一、当日晨4时左右,有东门大桥附近居民和一些商贩、船工、渔民,听到有人从桥上倾倒物品的声音。二、部分居民称:他们凌晨4时左右看见四五个男人由东门大桥向天仙桥街方向跑去。三、有菜贩、人力车工人,凌晨4时左右看见有人担两个箩筐,由桥上向下倒物,以为是倒垃圾,故未过问。根据上述分析,公安人员作了如下布置:一、由东城、望江分局抽调治安股长与刑警大队组成专案组,由刑警大队统一指挥。二、根据尸体特征判明死者身分是查找凶手的关键之一。布置全市各派出所及治保会力量注意查找最近失踪的人。三、东城、望江分局在大桥周围的几个派出所组织力量,以查户口方式找寻凶器及可疑分子。四、继续从大桥附近居民及小贩与船工、渔民中了解情况。五、从东锦江街民办小学中寻找线索。六、由水上派出所负责立即沿河追截流失之棉裤或其他有关物件。下午4时左右,水上派出所发现河中有一顶沾有血迹的蓝卡叽干部帽,培根路派出所在河中发现有棉衣一件,江南馆街派出所查悉东锦江街民办小学校工董廷贵昨夜外出未归。经该校教师赵泽浚认尸,确认死者正是董廷贵,死者被确认后,专案侦察员立即前往死者住宅东锦江街民办小学内察看。该校为一武侯旧庙,宅深墙高,气象阴森,仅有死者及一道士居住。侦察人员着重察看道士的住宅,见地上、砖墙上、夜壶上、矮凳上、立柜上到处是血迹。当即采血化验,验明其血型与死者血型相同。并发现有新磨的军刀、菜刀、柴刀各一把,新洗未干的箩筐一副,箩筐竹片缝隙中亦有血迹。另有断节棕绳一根,与尸体头部所缠之棕绳相同。据此,侦察人员将该道士传回,在其草鞋缝隙中发现新鲜血迹,所穿衣服虽经洗过,亦有残存之血迹。最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道士终于供认杀死董廷贵的犯罪事实:道士名叫张诚朴,男,65岁,华阳县人,1924年束发为道。解放前在东锦江街诸葛庙内看香火,靠收庙产房租维持生计。解放后,在外东买菜进城贩卖。性嗜酒。死者董廷贵原在附近街坊打更,与张相识。后张改卖草鞋,又邀约董来守庙门。董常向张借零用钱。1953年诸葛庙改为民办小学校址后,张仍卖菜,董则为小学杂工兼打更。当年年底董与民办小学炊事员发生口角,便约张共同为小学煮饭,张不愿,即由董一人承做此事。案发前10天的1月23日,张问起给该校煮饭的问题,董叫其去找校长。27日董骂张:“装屁眼痛,昨晚门也不锁,所以说政府接收庙子,要把他喊开。”张听见后,甚为气恼。2月2日两人又因此事在室内争吵,董向张吐口水,张即推他一掌,董伸手去拿钉锤,被矮凳绊倒,张即将钉锤抓住,在董太阳穴上重击一下,董当即昏迷,张又连击数锤,董即死去。张将董放在旧木板上用军刀、菜刀宰为三段四块,将卖菜箩筐铺上炉灰,把尸体装入,用棕绳捆绑,并用董的衣服将尸体盖住。3日凌晨4时左右,张将董尸倒在东门大桥下的府河内。不久,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诚朴死刑,执行枪决。
(王吾 罗克刚)  四川在线记者 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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