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星神源于古人对星辰的崇拜，屈原《远游》中说：“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也说：“斗魁戴筐六星日文昌官：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意思是北斗星的上方有六颗星组成了一个星座，像筐形，它就叫文昌宫。六星的最后一颗星是司禄星，它的职责是“司禄赏功进士”，是主管人间奖赏功名，提拔士人为官的工作。后来由于读书人广泛崇拜，司禄星的职责淹没了其他五颗星，文昌宫星座其他的职能淡化，成了一个只管文运星座，成了一个主宰读书追求禄位命运的专职星座。

　　面对文昌宫星座，文人顶礼膜拜，看见文昌星光辉明亮，就手舞足蹈，认为是加官进爵的吉兆；看见文昌星暗淡无光，就满脸灰相，诚惶诚恐，预感要发生灾难。唐裴庭裕《东观奏证》说的“初，日官奏文昌星暗，科场当有事”；唐朝诗人刘禹锡说的“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昌今向斗牛明”；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记载的“彗星扫文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贯索犯文昌”就是佐证。
　　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热衷功名的文人学子认为文昌宫星座高悬头顶、遥遥河汉神秘莫测，而科场考试丑闻不断，因此他们迫切期盼文昌星能从天庭走向大地，以便随时供奉，联络感情，求得护佑。道教抓住学子的这种期盼心理，大力推崇梓潼帝君张亚子做文昌神。于是在《梓潼帝君化书》中大造声势，说张亚子降生时，张、翼二宿在上，天文焕烂，说张亚子是“光分张宿，友咏周诗”，他的出世是张、翼二宿下凡；又说七曲山“按其地山势盘郁，像应斗杓，萃星岳之灵，孕文明之秀”。张、翼是二十八宿南方七宿中的第五、六宿，张宿与张亚子姓相同。道教以张、翼二宿下凡之说与文昌星相匹配。
　　道教造文昌的系列措施，也赢得了广大学子的认同。儒士学子多希望考场公正公平，有文昌保佑，执掌禄籍，主持公道。于是选定了梓潼帝君张亚子，编造了天上玉帝旨意，说张亚子为“文昌帝君”，奉玉帝之命，掌管文昌符事及人间禄籍，这恰恰迎合了天下学子的心愿。
　　据资料记载，梓潼帝君完全代替文昌星神还是元朝延佑三年。入住中原的蒙古族皇帝元仁宗颁下诏书，正式封梓潼帝君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
　　据说在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亥日，元太史官曾上奏文说当时文昌星明，天下文运将兴。第二天元仁宗就出生了。元仁宗即位后，延佑二年就下诏开科取士，这是元朝开国后的首次考试。第二年，元仁宗就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从此，文昌帝君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偶像，也成为读书人的保护神。
　　元明以来，朝廷规定天下学宫都要建造文昌宫。清咸丰七年（1857年）把祭祀文昌列入国家祭典，朝廷和地方官员也参加文昌祭祀活动。一般老百姓也把文昌帝君张亚子碰上神龛，与天地君亲师同列，享受香火祭祀。由此，张亚子由地方小神经过历史的整合，成为天下共祀的大神。“文昌帝君”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也是梓潼帝君张亚子与天上文昌星的结合。文昌星神与梓潼神从此合二为一，不仅在民间威灵显赫，而且被朝廷多次敕封，从此文昌帝君就走上了人为宗教的道路，成为封建统治者精神统治的工具。
　　自明清以来，天下学宫都建有文昌官，文昌宫便成了学子们终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每年二月初三，学子们都要聚集在当地文昌宫，举行盛大的文昌会和隆重的祭典仪式。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更是声名远播，成为文昌帝君发祥之地，像一颗镶嵌在金牛蜀道上熠熠生辉的明珠，成为文入学子纷纷前来朝圣的祖庭。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昌文化不断趋于成熟。文昌文化的宗教色彩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追求文化昌明的象征。崇奉文昌伦理道德、劝孝劝善的文学艺术、古建雕塑、音乐绘画、中医中药、庙会祭祀、民俗民风等，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净化心灵、抒发情怀及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广大举子、生员、文入学士，纷纷集于文昌府内，既是文昌文化的崇奉者、传播者，又是文昌文化的加工者、再造者。儒家的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文昌文化机体之中，这使文昌文化具有了浓部的儒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昌文化是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通俗地说，文昌文化的“生母”是道教，“养母”是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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