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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议案》中,除了重提废除“嫖宿幼女罪”,还提到对“强奸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修改,重点涉及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为什么您会特别关注到这一点?

王明雯:最近几年,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在全国各地呈持续高发状态。仅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就高达125起,平均2.92天就曝光一起,引起社会对未成年人安全的极大担忧。2013年底,央视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全国知名物理教师张大同,20多次以“检查身体”为由,对多名在校男生实施性侵的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性侵行为不仅有伤风化,更直接伤害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具有受刑事追究的必要。
  然而,目前男性遭遇强奸还属于法律空白,在现行法律规定下,男性强暴男性无法追究强奸罪。现在强奸罪的规定,保护的对象只限于妇女,不利于保护男性,特别是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男性。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社会关系处于无法调整的状况。由于不能惩治犯罪,客观上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比如张大同案中被性侵的男学生们,无法追究张大同的法律责任,这不但会给学生带来二次伤害,而且对其他可能面临同类侵害者严重不利。如何在制度和执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安全屏障,避免青少年遭受身心的摧残?这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制度。


记者:您的议案从哪些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

王明雯:我国现行刑法中,“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一规定保护的对象只限于妇女,不利于保护男性,特别是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男性。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定义已不能与时俱进了,应将“妇女”改为“他人”,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记者:您同时提出将“拐卖妇女儿童罪”回归到“拐卖人口罪”,这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王明雯:现实中,“人口贩运”的对象不仅局限于妇女和儿童,也包含了年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男性和成年男子。因此,亟需将“拐卖妇女儿童罪”修改为“拐卖人口罪”,以扩大保护范围。“拐骗妇女儿童罪”对年满十周岁的未成年男子不予保护,对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无法震慑犯罪分子。
  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该案的主犯衡庭汉主要是诱骗、绑架、运送、拐卖已满14周岁的男子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力,由于这部分受害者不属于儿童,因此,虽然最终还是对衡庭汉等一干人以非法拘禁、强迫职工劳动、故意伤害等罪名处以了重刑,但对衡庭汉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对其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从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引发了一片质疑。
  1997年修正《刑法》时将“拐卖人口罪”修改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基于当时拐卖妇女、儿童比较常见,且危害性特别大,需要刑法强有力保护,而拐卖成年的男性或者双性人比较少见,不需要用刑罚来处置。但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人口贩运”的对象并未局限于妇女和儿童,也包含了成年男子。
  因此,应当根据《补充议定书》的精神,修改刑法,将“拐卖妇女儿童罪”修改为“拐卖人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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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2008年曾经提过关于《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议案》,为什么今年又会重新提起这份议案?

王明雯:今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10年时间,陆续出现了QQ网聊、网购、云计算、物联网、网络医疗、移动互联、智能城市,大数据的运用对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信息安全及网民的网络隐私权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3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指出,74.1%的网民在过去半年时间内遇到过信息安全问题,因信息安全事件造成的个人损失达到了196.3亿元。据调查,有 49.0%的网民表示互联网不太安全或非常不安全。遭遇信息泄露、消费欺诈等问题,严重影响到网民的网络安全。当前网络安全问题已成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每一个人的隐私都被暴露无遗,好象透明人一样感觉不安全。比如之前的12306因为漏洞发生信息泄露,这就是一个恐惧的事件。其实不管上不上网,我们的信息都被收集,坐火车搭飞机住酒店买社保,我们的信息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但是,我国目前尚没有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的法律。关于数据所有,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权责方面的法律是空白,这些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关系到大数据应用以及大数据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立法,犹如最短的那只木板,不断拷问着这个水桶的安全。

记者:在目前尚未立法的情况下,您觉得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王明雯:目前其实很无奈。
  首先肯定是国家必须制定、完善法律,否则我们被侵权也没有办法。
  其次就是网络的行业自律。大数据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关于数据安全性与隐私保护的问题。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目前来说,由于还没有相关法律可以依据,因此,主要还是寄望于网站自律。现在有很多网站都把保护用户的隐私作为一项制度,常见的有隐私声明等规定。著名的网站,如新浪、网易、搜狐等都在各自的网站上张贴了自身的隐私政策。然而,在有收集个人数据资料信息的网站中,90%的网站没有隐私保护政策。即便有隐私政策,多数内容简单,在涉及对于个人资料使用的说明方面往往不够详细,也没有相关的安全保证,相反,由于附上了许多免责条款,用户的隐私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保证,因此,网络用户没有理由对之寄予太高的期望。
  最后,就是个人要有隐私保护的意识。只要知道身份证号码,我们的个人信息就能被挖掘到80%,但我们至少要有意识,在某些场合不要主动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不过,行业自律和个人保护意识都不足以保护个人隐私,我们必须依赖于国家强有力的法律来加以保障。目前,我们应当努力去完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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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议案每一份都有几千字,能看出来做过大量调研。您虽然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作为西昌学院的法学教授,也有大量的教学工作,您怎么样处理好代表履职和本职工作中的矛盾呢?

王明雯:作为一名兼职代表,特别是基层兼职代表,履职确实有一些困难,比如时间的保障,经费的保证,甚至包括一些软环境,比如所在单位、周围人群对你怎么看?是否支持你?如何处理好代表履职与本职工作中的矛盾?这对许多基层代表来说都挺困惑的。
  我在高校工作,相对时间比较自由一点,再加上自己教法律,与代表履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还能做到双赢,但是很多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
  我是常委委员,能够亲身参与国家的立法活动,参与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见证我国的法治进程。我可以把很多最前沿的情况,包括立法的情况,法治建设情况等等,在教学中向我的学生第一时间传达,引导他们把法学理论的学习与法治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我也在搞研究,可以把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紧密结合。对自己亲身参加的法治实践进行思考,然后以问题为导向去选择课题的研究方向,同时,又可以将法学研究的成果加以转化,在履职中通过审议发言、提交议案、建议或者批评意见等反映出来,去影响政府决策,促进司法改革,为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作为一个法律人,我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兼职代表没有职务津贴,没有车马费,也没有自己能够支配的工作经费,我们的调研很多是自己贴钱做的,现在很多单位就是搞绩效工资,因为代表履职不算单位的工作量,而现在代表履职的任务越来越重,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因此,绩效收入肯定受影响,这是很大的困惑。我曾提过修改代表法的议案,也提过相关的建议,希望从制度上来保障。虽然代表法做了一些修改,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许多基层代表都有类似的困惑,从我们的内心来讲,责任非常大,压力非常大,那么多老百姓都期盼你能帮大家说说话,但是我要去说话得有时间,要有条件,很多时候内心很挣扎、很痛苦、很纠结,所以也寄希望于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能够充分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记者:您是24号就来北京了,学校的教学工作没法继续,学生的课怎么办?

王明雯:对呀,我来开常委会。我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了,我的课怎么办?我只能请求调课,等我回去,等周末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再给学生补课。

记者:您老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学生没意见啊?

王明雯: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的学生都特别支持我。他们内心虽然很不愿意在周末、节假日来补课,但他们知道我的情况特殊,他们会说,哎呀王老师,我们知道你非常不容易,而且有你能够来给我们上课,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和自豪。所以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支持很开心,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支持又让我特别内疚,很愧疚。你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你应该怎么样履行教师职责。我做得不好,老是在斗争。你说我怎么办?现实情况就是这样,有学生真的理解,我只能加倍地、努力地去把我的教学、科研做好,回报他们对我这份热爱之情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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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想做一名完美的人大代表,又想做一名完美的高校教师,这基本上就实现不了了吧?

王明雯:是啊,这有什么办法,只能苦自己。但最为重要的,是对家庭的愧疚 。

记者:听说您的老父亲生病住院了,现在他怎么样了?

王明雯:这段时间稍微好一点了。老人家70多了,一直身体都不太好,现在还在医院。

记者:父母也在西昌吧?您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王明雯:他们也在,家里的兄弟姐妹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工作,有些不在西昌。有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流泪)

记者:那您这段时间给爸爸打过电话吗?

王明雯:(长时间流泪)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想要做一个完美的代表、一个完美的教师,其实,还想做一个完美的女儿、完美的妻子和完美的母亲。(停顿、哭泣)很多时候根本就顾不上家,去年140多天都在外边,各种会议、调研、座谈、走访,总是在忙碌。
  父亲那天凌晨送进医院,我晚上打电话回去才知道。我妈妈不让我先生告诉我,害怕我分心、担忧。所以当时我真的特别难受,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我在北京开会,我妈妈就让我弟弟、先生都不要告诉我,我听到特别难受。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你不要担心,家里有人在照顾,你要注意身体。”
  真的,有时候觉得,想着家人就特别内疚。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你在外面搞这么多事,又能得到什么。我2008年认识了一个朋友说,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很傻,这么多年还是一个普通教师。昨天还有人说,王代表啊,你何必这么辛苦,议案3万多字,你都得一个字一个字敲啊。
  我不这么想,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感觉特别幸运,遇上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做一些事情。作为代表,每年只有一次机会交议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不努力,将来不说别人会对你怎么样,至少你自己内心深处会谴责自己,我没有尽力,那么我是失职的。为了良心的安稳,我觉得尽力去做一些事情,不一定我做的这些事情能看到回报,有些事情不是马上能看到成效的。只要我付出了,我努力过了,我心安了。至于别人所讲的,按照一般世俗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来讲,那些不是我想要的和追求的。不管理解不理解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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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今年参会特别带来两套不同的彝族服装,这两套衣服除了是你的民族服装外,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王明雯:我是带着咱们凉山州的特殊任务来的。(笑)凉山彝族有不同方言区,每个方言区的服装特点是不同的。我来之前,各县都说了,你去了北京,就应该展现一下我们彝族的风采。所以今年这两套服装,红色的是昭觉县的民族服装,黑色的是美姑县的服装。我们彝族的银饰、刺绣都列入了非遗保护名录。那年我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是穿着彝族服装上会,向与会领导介绍我们的民族文化。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的身份是多元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是学者,但我也有民族身份,怎么去传承民族文化,我身上是有责任的,在民族大团结的背景下,我穿这样的服装上会,也是为了在倡导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时候网友看到我们穿得这么漂亮,会骂,说她们是花瓶是作秀,我听到这种评价心里就特别难受。


  记者手记:彩云下的索玛花 执着盛开大凉山

  王明雯曾经问我:“你知道我的网名为什么叫彩云追月吗?”因为,雯,即是彩云之意。我未曾留意过大凉山的天空是否彩云朵朵,却注目过倔强生长的索玛花。我认识的王明雯,更像彩云下的索玛花-一朵高山玫瑰,美丽、执着,愈是艰难,愈为执着。

  虽然是第一次采访王明雯,但认识她已经很久。第一次联系,大约是在2010年,采访未成,印象深刻。后来,我们常在微博上互动。第一次见面,是2012年秋天,她到成都出差,短暂是见了一面,相谈甚欢。直到今年全国两会,我才发现,手机通讯录里,她的头像,我选择了2012年我们相聚时的合影。【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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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西昌学院法学院教授。今年,她向大会提交了4份议案、10份建议。她再度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议案》中,提出废除此罪,希望对嫖宿幼女的行为按照强奸罪从重处罚。
  同一份议案中,王明雯从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张大同案、山西黑砖窑等多个事件谈起,以保护未成年男性为起点,提出对“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修改意见,多角度呼吁保障男性人身权,以期从法律角度实现保障人身权的男女平等。